疯狂举债400亿的烂尾之城！背后隐藏着更深的秘密！

前两天和港口大爷闲聊，他问我：中国设计感的城市在哪里？

船长是见过大世面的人：那肯定是上海、杭州、苏州这些江南城市啊！

港口大爷轻蔑一笑，放下手中的渔网，掏出手机说：“来，给你开开眼！”

古风博物馆以及金碧辉煌的内饰：

还有个堪比紫禁城的博物院B馆：

名震天下、气势恢宏的天下水司楼：

风格独特的盘古庄：

又突然英伦风的钟楼：

还有一众造价不菲的产业园区：

甚至在这里还有可能碰上贾跃亭：

而当船长知道这些气势恢宏、设计风格独树一帜，甚至堪称国际水准的建筑，都集中在一个西南十八线小县城时，还是不免虎躯一震。

没错，这就是前两天热搜刷屏的贵州独山县。

这个只有1个街道、8个镇的独山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2019年，全县常住人口只有34万人，GDP为125亿元。

要命的是，上面这些宏大的建筑，全部是举债建设，前后共借了400亿！按照常住人口算，人均负债超过11万！

更要命的是，这些恢弘的建筑，除了大学城里有两个职业学校，全部烂尾！400亿的投资，打了水漂！

港口大爷不忿地说：“这么好的场地，养猪也比空着强啊！”

而这背后，是独山县每年的财政总收入不过8亿元。2019年，其地方财政收入仅4.69亿元。

▲独山县逐年下降的财政总收入

不到5亿的财政收入，怎么撬动400亿的疯狂投资？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2010年，潘志立从江苏海安县调任独山县，凭借东海岸练就的金融手段、关系，潘书记在独山的9年时间狂加杠杆，成立30多家城投公司，各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干快上，江湖人称“潘大胆”。

这也造就了独山的经济高增速。2019年之前独山县每年的经济增速都超过12%，2018年之前独山的固定投资增速都保持在22%以上。

何其疯狂！何其大胆！

这是独山县特有的景象，还是贵州县市的普遍现象？

在马督工的那条视频的最后，他们去到了独山隔壁的三都县一探究竟。然而，他们看到的景象，如出一辙：

一个和独山盘古庄相似，风格更为的七十二行：

一个可以举办大规模赛事的体育场，里面长满了杂草：

一个形似罗马竞技场的农业培育中心：

无一例外，这些气势恢宏的建筑，全部烂尾！

虽然最近引起热议，但独山县疯狂举债的事情，在2019年就整治结束，当地官场坍塌式落马：

 2018年1月，贵州省三都县委书记梁嘉庚落马。巧合的是，他曾在独山任县长，与“潘大胆”搭班子近四年。

2019年3月，独山县原县委书记潘志立接受审查调查；随后，独山县委原宣传部部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原副县长相继被查；

2019年10月，潘志立被提起公诉。

“效果”也立竿见影：2019年，独山县GDP增速断崖式下跌到6.3%，固定投资增速从2018年的19.8%直接跌落至-19.5%，可谓从人间到地狱。

▲独山县近年来固定投资增速

从表面来看，这是一位从沿海省份调动而来的官员，运用金融手段举债大建形象工程的事件。

但这背后，也凸显出贵州整体经济的发展暗线逻辑——投资，才能产生增长力。

 贵州，近年来颇有点经济增长明星的意味。

2019年，贵州经济增速8.3%，位居，连续9年位居前三，势头强劲。2017年之前，经济增速也一直保持在10%以上。

如此高的经济增速，除了底子薄基数小之外，贵州依靠的主要是三板斧：

一是以传统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增长。

贵州所倚重的烟酒煤电四大传统产业，是工业增长的核心。2019年，酒、煤和电力行业增长都达到两位数。四大行业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达到85.0%，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61.5%。

二是全力押宝大数据产业。

贵州借助水电便宜、天气凉爽等自然资源的优势，押宝大数据产业，并建起大数据产业链。

2019年，贵州数字经济增速为22.1%，连续5年排名。大数据，已经是贵州的名片。

三是投资，投资，还是投资。

无论是传统产业工矿，还是大数据基建，都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尤其是贵州地势复杂，交通建设更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兵。

从2007年开始，贵州的固投增速超过20%，2009年超过30%，最疯狂的2012年，固投增速达到了60%！随后开始逐渐下滑，直到2018年，再次回到20%以下。

2019年，断崖式下滑至1%。即便如此，采矿业的投资增速依旧达到58%，电力、热力投资增速依旧达到51.9%，医药制造、化学原料、酒类制造的投资增速也都超过了20%。

而在这12年中，基建投资一直是重中之重，每年的投资额都能占到40%左右。基建投资，成为拉动贵州经济的主要的动力之一。

疯狂的独山，并不孤独。

大规模投资，势必需要大规模资金支撑，顺势推高了贵州的债务。

综合财力=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央预算补助收入-一般公共预算上解支出+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补助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上解支出

2019年，31个省市中政府债务超过综合财力的省份，有贵州、辽宁、内蒙古、福建、天津、吉林、海南、宁夏、黑龙江等9个省份，属于纯负债省份。

2019年，贵州的政府债务余额9673亿，与江苏、广东、浙江这些破万亿的省份相比不算高，在排在第7位。

但贵州的整体债务率（政府债务余额/综合财力）却高居。

按照国际通行的债务率警戒线100%计算，2019年，有12个省份债务率超标。

其中，贵州债务率达到148%，领跑。其后，辽宁139%、内蒙古135%位居二三位，债务率也居高不下。

如果再加上城投债等隐性债务，贵州的广义债务（政府债务余额+城投债有息负债）已经是综合财力的2.7倍。而最夸张的天津和江苏，广义债务率全都超过了300%。

而从负债率（政府债务余额/GDP）上看，青海71%高居，贵州以58%位居第二。按照通行的60%警戒线标准看，贵州也处在超标的边缘。

若再加上城投债有息负债，贵州的广义负债率已经超过了100%，排在第二位。天津、青海同样超过100%，处于高风险水平。

在贵州内部，2018年，黔南、铜仁两个城市的负债率都达到了60%，贵阳也在58%的危险边缘。而黔南，正是独山县所在之地，其中逻辑，不言自明。

风险的刀，一直悬在头顶。

时代变换，用高负债推动高投资，用高投资拉动高增长的模式，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已然行不通了。

而独山的坠落，就是为这些城市敲响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