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影响婚姻成本最直接、最显著的因素是快速城市化和大规模城乡人口的流动和迁移。
8月26日，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研究论系编辑部继续发表解读三孩生育政策，推进包容性支持措施建设在线论坛专家发言。其中，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在讲话中说。
她指出，受男高女低婚姻模式的影响，女性从西向东，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婚姻梯度，导致天价彩礼主要集中在中西部落后的农村地区。和彩礼一样，婚房也是婚姻成本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要控制高价彩礼的问题，还要注意婚房的问题。
根据西安交通大学2018年对中西部11个省份的百村调查，男方婚姻总成本（包括彩礼、婚房、婚礼、媒体费用）分别为东、中、西部8.69万元、9.06万元和7.30万元，与人均收入的地区差异相匹配。其中，彩礼金额及其在结婚总费用中的比例分别为：东部2.27万元（26.19％），中部2.72万元（30.02％），西部2.80万元（38.36％）。也就是说，天价彩礼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农村。对男性婚姻总成本的分析发现，其突出特点是西部重彩礼，东部重婚房，这与近年来东部房地产价格上涨迅速有关。
靳小艺教授表示，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农民经济收入增加，支付能力提高，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和定居城市的意愿不断推动彩礼费用，其中父母的经济支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父亲职业阶层较高的婚姻支付能力较高。婚前流动的农村男性支付能力更强，更有可能与其他省市个人家庭资源更好的女性结婚。他们的彩礼明显高于婚前无流动者；嫁给城镇女性的男性农民工具人力资本和收入较高。为了弥补户籍的不足，他们的彩礼明显高于户籍内通婚姻。
靳小怡指出，天价彩礼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高价彩礼是婚姻高度物化的结果，刺激了买卖婚姻等不良习俗的回潮，进一步诱发了拐卖妇女的案件。骗婚案件在买卖婚姻的同时也时有发生。
2010年，西安交通大学对28个省、市、自治区的100个村庄进行了调查，发现近40％的农村地区存在欺诈行为，男性家庭在支付高价彩礼后失踪，这对于最终结婚的男性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那些遭受婚姻困难的男性，婚后倾向于对妻子使用肢体暴力和冷暴力。因此，高价彩礼会影响婚姻质量和稳定，进一步抑制生育意愿和行为。
靳小怡指出，研究中发现了一些抑制高价彩礼的因素。比如高教育水平对高价彩礼有显著的替代作用，丈夫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妻子，体现了女方对男方致富能力的信任。这种替代效应在西部最为显著；自由恋爱结婚的彩礼成本明显低于别人介绍结婚的男性，基于感情的婚姻彩礼更低。
针对上述天价彩礼问题，她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一是加强城乡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优质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避免跨省迁移和大城市生活成本高，缓解彩礼费用过高和父母经济负担。
二是提高教育水平，有效缓解高价彩礼，加强农业转移人口职业培训，积极推进中西部农村居民教育投入，充分释放人才红利。结合解决相对贫困的政策，有效提高中西部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增强致富能力，增强自强意识。
第三，大力推进婚俗改革试点，创建新婚俗。在中西部农村设立婚俗改革试验区，在西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增加试验区的设置数量和行政投入，宣传倡导新的婚恋观，依法严厉惩治高价彩礼等婚姻习惯，对建立新婚俗的积极典型进行物质奖励和表彰宣传，对采姻简单办法的年轻男女给予县城落户、就业培训、小额贷款等优惠政策。
四是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宣传倡导引领婚俗新风气的乡规民约，引导适婚青年树立为爱而婚、自立奋斗的婚恋观。建议通过建立农村社区红白喜事管理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加强对婚丧嫁娶习俗的监管；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传统习俗，更新乡规民约，细化彩礼规定，如根据当地人均收入设定彩礼限额和占家庭年收入的比例，实现新婚习俗的合理干预和监管。
第五，建立政府主导、社区和家庭参与的婚介机构。建议动员和发挥各级政府和社区力量，通过劳动力流出地和流入地人才市场信息的联动，开拓城乡婚介市场资源，发挥正规婚介服务的主导作用，为适龄男女特别是西部农村男性提供更多择偶机会，遏制非法婚介违规行为，减少买婚、骗婚现象的发生。
第六，建立婚房购置和租赁专项福利补贴政策，减轻新婚夫妇的经济负担。房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未婚人口比例调整房屋租赁买卖政策，对男女双方均为初婚，名下均无房产，持续缴纳个人所得税一定年限已领取结婚证的新婚夫妇给予一定的房屋租赁和购买补贴，遏制不买房不结婚的不合理要求。
第七，在性别结构不平衡的人口环境难以快速转变的情况下，加强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生存发展权益的保障。逐步改变普婚文化，营造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减少对被迫未婚大龄男性的社会排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和支持，满足欠发达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的基本生活和养老需求；继续推进出生性别比高及其性别失衡的综合治理，彻底解决未来男多女少导致的婚姻市场供需失衡，从根本上消除高价彩礼的滋生土壤。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杨华在讲话中提到，在城市化背景下，孙子不仅要享受城市优质教育，还要降低家庭收入水平，让中国最愿意生育的年轻农民敢生。配套支持措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推进以中心乡镇为基础的城市化。目前，农民城市化的主要目的地是县城，县政府也通过增加县城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来吸引农民进城。但县城房价生活成本高，远离村庄，需要一个强壮的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照顾就学的孩子，使得年轻农民不敢生三个孩子。一种折中方式是促进中心乡镇农民城市化。中心乡镇房价和生活成本相对较低，靠近村庄。中老年人可以进城照顾孙子孙女，不浪费土地。年轻夫妇可以从容外出工作，实现家庭劳动力的合理配置。
其次，推进乡镇寄宿制中心学校建设。提供优质教育是中心乡镇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发展乡镇中心学校的好处是：一是可以集中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二是优化班级教学生态，一个班可以达到30-50人的基本教学规模，在村一级教学点很难实现；第三，寄宿制学校可以解放农村强大的劳动力，让他们安心外出打工，周末祖先可以接孙子回家。乡镇中心学校已经建成，提供了类似县城的优质教育，年轻农民不必选择县城进行城市化。
最终，取消中考阶段的普职比。农村80后和90后对子女教育的需求普遍增加。在现有1：1普职比的限制下，学生考不上高中，意味着只有一条路可以上职高、中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这使得教育竞争从高考提前到初中考试，即考不上好的初中就考不上好的高中，也就错过了普通高校。然后，很多年轻农民为了让孩子接受好的初高中教育，把孩子送到县城好的小学初中，大大增加了教育成本，进而降低了生育意愿。鉴于年轻农民对子女的教育需求，应取消中考普职比例，逐步实行12年义务教育，将部分中专改为高中，部分中专升格为高职院校，高考后再进行普职分流。这样可以减轻年轻农民的教育压力，他们愿意生，敢生，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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